云南民族药的发现、发展和嬗变

    云南自古以来素有“动植物王国”
、“百药之乡”的美誉

，是中国四大中药产地之一
。种类繁多的天然药物资源,是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形成的摇篮
。云南省拥有中药资源 6559 种, 居全国首位
。其中药用植物 6157 种

，药用动物 372 种,药用矿物 30 种,还有民族药 1300 余种,其中云南独有的药用资源就达 1260 种



。中药资源总数和药用植物种数分别为全国的 51. 4%和55. 4%, 天然药物资源的品种和数量均居全国之首
，成为“云药”立足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占云南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包括25个少数民族, 其中白


、哈尼










、傣、纳西
、傈僳

、拉祜、佤
、景颇




、布朗
、阿昌
、怒
、普米
、基诺
、德昂
、独龙等15 个民族为云南所独有。云南各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和知识,创造了独具特色

、绚丽多彩的民族医药文化
。26个不同民族





、不同历史文化、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



、不同语言文字
、不同习俗的民族聚集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海拔
、不同生态环境中, 以不同的方式适应和改造自然

；五大宗教在同一地域共存；少数民族原始信仰


、原始宗教、图腾文化丰富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情感渗透形成各民族医学中的文理、哲理和人文精神

，造就了云南丰富的民族医药和民族文化资源。因此，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特色是在特定的多样性地域内
，以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天然资源为背景




，多民族医药文化长期互相交流、融合形成的
。可以将云南民族医药文化视为以彝族医药为主干, 以汉
、藏、傣族医药为枝, 以其他各民族和民间医药为叶的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

。云南民族医药文化是多维的,它覆盖了多种民族和不同宗教文明的的医药理论和哲学思想，以及对疾病的治疗思想和方法。云南民族医药又是多层次的, 药物的使用虽常有交叉,却往往同物不同用
；不同民族的医药经验既有交叉, 又有区别
；用药既有单方


、复方
，也有祖传秘方
。

    在人类医药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从天然植物中探索



、寻找和开发新药一直是药物研发中的重点


。从治疗疟疾的奎宁

、青蒿素
，治疗癌症的紫杉醇
、喜树碱
、美登木素，到防治高血压的萝芙木碱等等, 无一不是从天然植物中发现和研究开发成功的



。云南自然资源和民族医药资源之丰富, 早已被世界学者称之为“东方的亚马逊药林”

。在这里开展系统的探索、发掘
、整理
、研究与开发是取得发现性、原创性的重大医药研究成果的摇篮




。发现性研究是原创性的基础，是自主创新的基础
。上世纪70年代后期
，我国各省区对民族医药逐渐重视


，普遍开展了民族药物的调查
、收集和整理工作，并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批反映民族药物品种和效用的名录或著作

。如云南省编写了《云南民族药名录》 就收录了云南21个民族的药物1200余种
。近年来云南民族医药工作者相继编写出版的《彝药本草》
、《中国傣医药彩色图谱》
、《云南天然药物图鉴》
、《云南彝医药》、《云南藏医药》、《香格里拉民族药图鉴》、《德宏民族药名录》、《纳西东巴医药研究》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和《香格里拉民族药图鉴》等民族医药专著

，将云南省的民族医药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


。同时完成了“云南省中药材标准（彝族药一


、二分册）
、“云南中药材标准（傣族药三分册）的部分研究编写工作，为云南民族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以云南中医学院曾育麟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从民族药中寻找新药为目标, 先后获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从云南民族药中开发出20多种新药。大理学院李树楠教授领导研究开发的外用药“康复新液”，主治心血管病的“心脉龙注射液”
，以及治疗乙肝的“肝龙胶囊”

，这3种药的主要原料是一种昆虫——美洲大蠊

，即0638太阳集团俗称的蟑螂

。研究者根据白族民间应用蟑螂入药的经验
，加以现代科学的提取分离方法, 成功地制成了这三种新药
。更有意义的是,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引起了人们对白族药的兴趣, 还开拓了科学家对昆虫药研究的思路
。云南天然药物的崛起

，推动了云南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已成为云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
，为广大人民的健康和疾病防控做出了重大贡献
，必将继续造福于人民群众
。